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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渝两地书!60余年家书往来折射鲜活时代记忆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浏览: 【 】 发布时间:2021-07-07 评论数:

  在曾经没有电话、没有手机的年代,家书,是亲人间唯一的联系,www.567722.com,一来一往,皆是牵挂。

  “最亲爱的健儿,新春康乐!”生活在成都的雷健一家,和生活在重庆的舅舅朱治昭,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直到2016年舅舅去世,有长达60余年的家书往来。

  数百封家书,手写下的字字句句中,大多都是关于生活的絮絮叨叨,这些,正是亲人间最真切的惦念。而信中所记录的平凡家庭的起落和悲喜,也折射出时代变迁。

  雷健的母亲和舅舅,上世纪30年代出生在重庆涪陵一个教师家庭。家中只有姐弟俩,相差不过5岁,从小一起长大,感情很深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雷健的母亲因为工作离开家乡,先后到了乐山、成都,舅舅却一直留在重庆,分隔两地,便开始了书信往来。如今,成都到重庆,高铁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,但在那时,坐火车却需要一天以上,寄封信也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收到。

  从雷健记事起,母亲与舅舅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,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,有时候一周就有一封。“当时我年纪还小,只有10多岁,母亲不大让我看舅舅写来的信,但我总爱偷着看。”雷健回忆,每次看到母亲把舅舅的来信拿回家,自己也总有一种兴奋感。

  姐弟俩的通信,大多都是关于家事,欢喜和苦恼,见闻和感悟,大大小小的生活和工作琐事,都会写入信中。

  上世纪70年代初一天,舅舅突然来信,说自己得了肝硬化,在那年头,这可是要命的事情。“母亲很着急,回信给舅舅,让他赶紧来成都治病。舅舅到了成都,母亲带着他上医院检查,医生检查完,没有给出医治方案,却是让病人返回原籍继续治疗,叮嘱家属做好后事准备。”雷健回忆,那段时间,母亲和外婆都特别焦灼,压根不敢提那个不吉利的“死”字。

  但舅舅是个天生的乐天派,不以为意。住在医院期间,舅舅也定时来信,心中似乎揣摸到了母亲的心思,每封来信都要说到“死”:“命不该死”“死了也不可惜,好歹已有后代”“死的方法林林总总”云云。

  有一次舅舅从医院寄来的信,居然洋洋洒洒写了几大篇,叙述自己住院治疗期间和护士“斗智斗勇”。“他说他最讨厌输液,针头一扎,瓶子一挂,几小时不能动弹,偌大一个病房就他一人,寂寞得不行。所以他一看见输液瓶心里就怵得慌。”雷健回忆,舅舅寻思,既然能往静脉里输液,也就能吃,因此护士刚一转身离开他就拔下针头,将液体一股脑儿灌进肚里,然后溜出医院悠哉游哉地逛大街会朋友。

  母亲焦急地给舅舅去信,要他遵照医嘱好好住院治疗。没想到舅舅回信中大笔一挥两句话总结:自己一能吃二能睡,一时半会死不了!

  半年后,舅舅来信,说病已好,母亲不放心,去信让他到成都来检查,医生一按压,肝软如婴,完全不像得过肝病的人,专程跑了好几家医院,医生都如此说,这病就这样奇迹地去无踪了。舅舅的乐天,也通过这些信件对雷健产生了影响。“后来,我有一些朋友如果生活不顺或者生了重病,我也会给他们讲这个故事。”

  到了上世纪80年代,雷健已参加工作,舅舅的来信,他也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了。“舅舅的信我们总是全家传阅,他工作稳定了,全家看着信舒了口长气,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弄一顿丰盛的饭以示庆贺。他说他结婚了全家高兴,捧着信传来传去反复看,就像看新娘似的看个够。”雷健说,有时候,舅舅也会讲述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难题,与儿子在生活中的矛盾,母亲也会回信宽慰他、鼓励他。

  其实,那时基本上家中都有了电话,舅舅家也有,但他却依旧坚持以写信为主要通讯方式,电话甚至成为他催促雷健回信的工具。

  “有时候工作忙,没来得及及时回信,舅舅就会打电话来,问我怎么还没回信呢?”雷健说。

  当时,舅舅家中也有了电脑,他也学会了熟练使用,但每封信依然坚持手写,薄薄的信笺纸上,一笔一画,认线多岁的老人,字迹依旧工整、漂亮。来信与以往一样,大多都是记录生活琐碎,但信中思路清晰,澳门今晚开奖现场直播,格式规范,在信尾还总会认真落上自己的大名。这也让雷健对待回信不敢怠慢,提笔之前,总要认真思考一番才敢下笔。

  彼时,朱治昭已退休,回到涪陵老房子里居住,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音乐之中。2000年之后,地方群众文化迅速发展,在地方文化馆、老干局等组织下,各种社团乐团蓬勃兴起,懂乐理知识还会多种乐器的朱治昭自然成了当地活跃人物,常常参与演出和排练,给雷健寄来的许多信件中,都提及了自己的忙碌生活。

  “我担任了涪陵老干部合唱团教师,每周两天上课;而涪陵老朋友艺术团又特聘自己为‘创作老师’,需要提交歌曲作品;还有涪陵滨汉乐团聘为艺术顾问,每周二和每周六两个半天指挥乐团合乐。”2007年3月,舅舅寄来的一份信中这样写道。

  除了参加乐团,舅舅也坚持创作歌曲。雷健回忆,有一次,舅舅随信寄来一首他刚作的歌曲,还在信中要雷健提意见。“我回信说,我尽管从事文字工作,但对歌词尤其是作曲一窍不通,提不出意见的。他却固执地又来信要我提意见。我想这不是强人所难吗?于是把他的信放到一边。谁知他一个月后到成都,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?我慌忙向他解释。”

  以前舅舅给母亲写信,抬头总是“最亲爱的姐姐”,到了给雷健写信,信的抬头就变成了“最亲爱的健儿”,但实际上,见了面却是不好意思这么叫。或许这就是家信的魅力,许多当面无法说出口的话,能在信中表达。

  雷健说,每次收到舅舅的来信,心里总有一种安慰。“见字如面,家信传递的其实不只是家长里短,更有浓浓的亲情。而字里行间我不只是获悉舅舅的近况,看到信中整齐流畅的笔迹,清晰的思路,总会让我心安,说明70多岁的舅舅眼不花手不抖脑子不糊涂,身体尚好。这些都是短信、电子邮件无法替代的。”

  雷健告诉记者,母亲和舅舅一生坚持写书信,与他们少时所受教育有关。年少时,父母对姐弟俩都是严格要求,写字之时,身子要端正,手握笔的姿势也必须正确,姐弟俩都练得一手好字,也就此养成了读书写字的习惯。

  让雷健印象深刻的是,一次舅舅出差到成都来,住在自己家里,一天早上,他发现舅舅屋里灯亮着,舅舅正埋头写信准备寄回重庆给外婆。“我很惊讶,就问他,还有两三天就回去了,为什么还要写信?舅舅说,出门在外,家人自然挂念,一封信就可让人放心!”

  就这样,两地的亲人通过家书保持联络的习惯又持续了10多年,直到2016年,舅舅80岁时去世。

  舅舅数十年的来信,内容十分广泛,或纵论天下大事,或排遣宣泄情感,或侃谈市井俚语。他的几十年人生起起落落、悲悲喜喜都记录在了信中,但家书中其实并不仅仅是小家庭的记忆,也折射着时代的变迁。

  年轻时,朱治昭曾参军,分配工作后却因为“祸从口出”,被打成“”,两度入狱,不仅被开除公职,也与妻子离了婚,儿子也只得交给母亲抚养。劳教期间,舅舅也会从狱中寄信来。

  出狱后,朱治昭回到原籍涪陵,因为有音乐特长,当地一个文工团聘请他为临时工。虽然生活艰苦,但好歹有了份工作,养家糊口。因为文工团演出,时常到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以及贵州、湘西各地的乡下,每到一处必有书信寄来。当年下乡演出,交通条件十分艰苦,两个乡镇之间辗转,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虽然也会念念叨叨工作劳累,天不亮就要出门坐车,一路辗转,天黑才能抵达目的地,但同时舅舅也会讲述一路所见所闻,每到一地演出,十分受欢迎,十里八方的群众都会跑来观看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舅舅被调入重庆市区教育系统工作。工作稳定了,雷健一家都十分高兴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推进,社会风气更加活跃,生性不羁的舅舅也开始跃跃欲试,常常有不少大胆又新奇的举动。

  那时候,下海潮兴起,舅舅也跟朋友一起合伙,试图搞个“第二职业”,在来信中详述了自己的计划,还兴致勃勃要当“先富起来的人”。母亲有些担忧,认为舅舅是“吃笔墨饭”的,不是做生意的料,去信中语重心长地劝弟弟不要去,但舅舅却左一信右一信,大谈自己的生意经,果不其然,不到半年,第二职业尝试以失败而告终,舅舅却也乐于当了一次“时代弄潮儿”。

  舅舅晚年时,与雷健通信的次数虽然减少了,但也基本保持着一个月一封的频率。信中,舅舅偶尔也会回忆起当年,比如告诉雷健,自己每隔两三天就要去看望患了肺癌晚期的四姐(表姐)。“上世纪60年代,物资匮乏,全靠四姐救济,后来,家中多遇变故,母亲和儿子没有地方住,也是在四姐家中近一年。”回忆起艰苦岁月,舅舅的信中,对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充满感念。

  但更多时候是谈论自己的老年生活。不服老的舅舅有时候会感叹自己的确老了,身体素质好像大不如前,但依然关心时事,重庆设立直辖市10周年时,他还专门创作了《重庆越走越精彩》歌曲并寄来给雷健。“重庆风采,霞光流彩。红也可爱,紫也可爱。八面来风总是春去春又来!”字里行间,能够看出已经70岁的舅舅依然充满热情。(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梦琳)